苏秦主张合纵，张仪主张连横，他们的事业都相当成功。只不过在游说各诸侯时，他们多用“诈伪”之词，往往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。关于这两位“成功人士”，司马迁只欣赏他们在困境中奋发的精神，并不认同他们的权谋之术，甚至批评他们是“真倾危之士哉”。
《史记》记载苏秦和张仪师出同门，说他们一起跟鬼谷先生学习。鬼谷先生虽然被后人尊为“纵横家之祖”，但事实上，他可能只是个虚构的人物。而根据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《战国纵横家书》记载，张仪比苏秦早出道二十多年，跟苏秦也不是同学。
《史记》又记载子贡出使齐、吴、越、晋等国，凭着嘴上功夫造成天下局势变化之事。后人据此认为子贡才是真正的“纵横家之祖”。事实上，子贡的这段事迹是当时的纵横家所假托，绝不能把它当成真正的历史。
《史记》在这些地方出现的讹误，似乎影响了它被称作“良史”的声誉。但是我们若能体会太史公著史的动机，对这些“讹误”应该会有不同的看法——比起“历史真相”的发掘，太史公更在意的是典型人物所能塑造的意义。这样的用心，在《史记》“列传”的首篇《伯夷列传》里已表露无遗。
《伯夷列传》记载伯夷、叔齐这两位贤能的商朝遗民，因“不食周粟”而饿死在首阳山。由于《史记》中关于二人的事迹记载得太少，不足以成篇，所以没有收录在本书中。自古以来，很多学者都对伯夷、叔齐两人事迹的真实性抱持高度的怀疑。然而若想探求太史公在《史记》中所秉持的人物观，就不能不提这篇。
伯夷、叔齐两人称得上是“善人”，但饿死荒山；盗跖是大盗，杀人无数，却活得长寿。太史公心怀不平，以此质问：“倘所谓无道，是邪非邪？”
太史公以孔子的话来寻求解惑之道——“道不同不相为谋，亦各从其志也”。即志向若与人不同，无法共事，就只能坚持自己的理想；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”，即当世界变得混浊，品行高尚之人的节操才会被彰显出来。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把富贵看得那么轻，而世俗之人把富贵看得很重的缘故吗？
从这里，我们看到了太史公重视的是人在乱世中的表现。
“乱世浮生”是指人在乱世中，生命都会变得轻贱起来。而太史公透过自己的著作标举的恰恰是“乱世不浮生”。
“乱世不浮生”并非意味着贪爱生命，而是说生命倘若终有结束的一天，那要死得其所，死得有价值。诚如太史公在《报任少卿书》中所道：“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，用之所趋异也。”
对太史公来说，战国时期的魏公子信陵君和他的门客侯嬴就是“乱世不浮生”的典范。
主人公叫苏秦孙膑的书名叫《少年读史记·辩士纵横天下》，这本小说的作者是张嘉骅倾心创作的一本历史类型的小说，内容主要讲述：赵国国都邯郸被秦军围困，即将覆灭。魏王害怕秦国报复，迟迟不敢相救。侯嬴作为一名门客，以死激励信陵君，让他不要瞻前顾后，要坚定自己的信念。于是信陵君采用他的计谋，盗取兵符，夺取兵权，率领大军前去解围。信...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