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过鉴定，在杨絮身穿的那条深蓝色内裤上，检测出了高浓度的百草枯成分。
也就是说，杨絮中毒的直接原因，就是因为她的内裤被涂抹了百草枯。
医院对杨絮中毒原因发生了怀疑，如果杨絮是自杀，也许，直接让药物从口而入更合乎常理。
医院领导不敢大意，当场就报了警。
此时，陪同杨絮在医院的，只有我和杨絮的母亲，杨絮的丈夫李冠峰五天前就去了深圳面见客户，现在接到电话后正在返回的路上。
报警后一个小时，我就被带到了公安局。
在审讯室里，警察向我出示了一张我签了字的8万元借条，也就是这张借条，让警察有足够的理由怀疑我就是害死杨絮的人。
理由看起来让我无从狡辩。
近几日，杨絮的丈夫不在现场，她的母亲不可能害死她的女儿，能够有条件在杨絮内裤上施毒的人，只剩下我一个。
杨絮是我送来的，医生说，如果发现的再早一点，也许就会好一些，于是警方判断，我故意延迟了对杨絮进行救助，这种行为，加大了警方对我的怀疑力度。
还有那张借条，就是我的杀人动机，图财害命，合乎逻辑。
我从小最笨，遇到急事嘴巴更是跟不上，面对警察的质问，我一遍遍地否定自己害死杨絮，直到最后，我重复了无数次的话已经苍白无力。
在没有找到新的线索之前，我成了害死杨絮最大的嫌疑人。
2
去年，我和丈夫借款在县城开了一家酒店，刚刚开张没几个月，就因为疫情原因不得不停业，我算了一下，欠债吓得惊人，足足有20多万。
满以为疫情会很快过去，没成想这场疫情成了不肯消散的阴云，还湿答答的，不时落几滴雨点。
没几个月，债主开始登门要钱，尽管他们都是我和丈夫昔日的朋友，要帐的时候也难免有了脸色，我挨个说好话，立承诺，最后每个人都收了欠条才肯离开。
酒店开业遥遥无期，我和丈夫不得不又重操旧业，丈夫依旧开自己的出租车，疫情中，我在饭店做服务员的工作很难找到，这段时间，所有的餐饮业都是如逢深冬，自己取暖都顾不过来。
没有办法，我就去了这座城市，工作也是退而求其次，做了伺候人的保姆。
杨絮是我做保姆的第一位雇主，到了她家，我才看到杨絮瘫痪在床，连大小便都不能自理，比起中介介绍的要严重得多。
好在她家经济条件不错，男主李冠峰经营着两家家电商店，收入颇丰，看到我不乐意的样子，李冠峰吸取了养不住保姆的经验，主动给我加了1000元的工资，就这样，我留了下来。
当时，疫情之下，我丈夫的出租车生意并不好，只好以延长跑车时间来弥补，经常累得昏头昏脑，回到家婆婆给她留的饭菜都是凉的，有时干脆就不吃了，倒头就睡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