到了1954年，我父亲已调到广东华南工学院工作，他一人先去，半年后我一年级读完，从此告别家乡，全家迁至广州，在广州华南工学院子弟校读二年级。华南工学院地处广州市北面石牌镇，距市区约20里，校区很大，与华南农学院相邻，有山有水，居民也少，生态环境很好。家对面的山叫茶山，山上有茶树，结的果是可以吃的。山下的湖里有鱼，用回形针做一个鱼钩，用米饭就可以钓上鲫鱼来。记得我们到的第一天的早餐，就吃了由我几个哥哥从湖里钓起来的鱼，还是油炸的。
我在华南工学院子弟校读了两年，从二年级到三年级，学习上的事印象不深，其他生活上的趣事尚有些回忆。
首先是我的眼睛，视力保持得好，从小学到高中毕业两眼都是15以上，得益于我是家中最小的地位。除了父母要管外，还有众多哥哥都可以管，这个可以说“不准躺在床上看书！”那个可以吼“写字头要抬起来！”所以没有成近视眼。虽然管的人多，特别是我母亲在我二年级时也在子弟校当音乐老师（第二年调到学院图书馆工作），把我管得严。但我因为有点调皮、好动，期末的评语上的缺点是：“该生上课时不专心，爱讲话。甚至还有时讲粗口！希望家长配合教育。”
好动的个性使我在大自然的环境中很快乐，由于校区大，宿舍旁空地多，我们自己种玉米、西红柿、辣椒，还养了几只小鸡，看着玉米发芽，一天天长高，结出玉米，真是令人愉悦。养鸡也很简单，用木条钉个鸡笼子，白天鸡自己外出觅食，晚上自己会回来，几乎不怎么喂食，只需在下蛋后伸手到鸡笼子里摸蛋就行（当然鸡屎是很臭的）。家里院子里有木瓜树，在竹竿顶端做个网，木瓜熟了用竹竿网就顶下来了。
我们是湖南人，到了广东，一句广东话都听不懂，我年纪小，很快就学会了，与同学交流没有问题。放了学与同学一起爬树、爬山、划船（学校是禁止的，只能偷偷在湖里划），以及远足。20世纪50年代生活水平低，许多同学都是打赤脚上学。记得1955年六一儿童节，各学校组织体操队比赛做广播体操，同学们有的穿鞋，有的赤脚，老师灵机一动，所有人都不穿鞋，这样上场就都一致了。那次比赛是在广州市内的越秀公园。我们是平民学校，有个“八一”小学都是军人子弟，一律穿的白球鞋，神气极了，我们只有羡慕的份。那次儿童节我印象很深，一是头一天晚上在学校礼堂，我加入了少年先锋队，记忆中是满台灯光，由高年级同学给我们戴上红领巾，很觉得光荣，这是我学生时代唯一的一次“政治待遇”。后来搞阶级斗争，中学里连团都入不了了！二是第二天比赛时，家里给了五角钱，我买了汽水、面包及零食，挥霍了一番。平时哪有这么多零用钱呢！那时我们家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。父母的工资除了供自家孩子同时上学外，还有众多亲戚要接济，家里是没有什么存款的。星期天进城时，从未进过正式饭店，父母带我们吃顿锅贴就很开心了。有时母亲上菜市买菜，买个广东叉烧包回来，那就是极品美味了，所以到现在我还非常喜欢吃广东叉烧包。说起零用钱，我那时就“打工”挣。两个方法：一是我父亲抽烟，认定是“大前门”，034元一包，给我04元买一包，找零6分钱就归我了，所以要我买烟，我跑得飞快；另一方法是给我父亲捶腿，几百下可挣几分钱，当然，有点惭愧，我都是在老爸身上“打主意”，老百姓常说“皇帝爱长子，百姓爱幺儿”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零用钱怎么开销呢？一是买零食，二是买连环图书或租连环图书看，那时广州杂货店中有许多玻璃罐，除了糖果之外，还有许多腌制杂果像酸梅之类，我记得有一种姜，红色的，又甜又辣，一两分钱可以成交，一丝丝地吃在嘴里，可以吃半天。记得有一次我与小朋友去捡了不少碎玻璃交废品站得了几分钱，买了那种红色姜块，正在偷偷享用，忽闻大人的呼唤，惊得整块塞入嘴中，辛辣得眼泪都出来了。新华书店是我从小就爱去的地方，我家所在地旁有个小集市，叫午山，十字路口有家新华书店，一进书店就有股印刷品的特殊味道。有新小人书到，买不起翻一翻也是很好的。现在很红火的王老吉那时是在药铺卖的，装在半人高的调制大茶壶内，铜壶擦得透亮，味道完全是药味，清热去火，效果很好，现在易拉罐王老吉完全是甜味饮料，药味也很少了。
